在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发起关税战、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巨大冲击以及俄乌冲突、中东战火导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重塑的今天，回顾二战胜利成果、探讨如何捍卫当代国际秩序具有特别的意义。
虽然经历了冷战以及多次重大国际变动，但现在国际秩序从根本上讲仍然是二战胜利的成果，是战后国际体制的延续。毋庸讳言，战后体制并不完美，当代秩序仍需改进。但它仍然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保证，美国不能因为不合自己心意就搞推倒重来。
回归战后初心，重温当时历史，或许有助于找到应对当前变局之道。
战后历史表明协调合作至关重要
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关键得益于主要大国之间的务实协调。
当时苏美英是三个对战争胜利和战后秩序建立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但这三个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美英则是资本主义国家。美英之间也有不同，英国是已走上下坡路的旧帝国，而美国则是正在登上世界巅峰的新霸权。在世界和平受到巨大威胁和推动世界由乱转治的重大时代背景下，这三个国家抛开了意识形态和权力升降方面的考虑，通过合作战胜了法西斯，打造出奠定当时直至当前世界秩序基础的战后国际体系。联合国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其制度设计也反映了大国协调的重要性。例如，延续至今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双重否决权制度，可能被一些中小国家诟病，但事实上这一制度避免了大国间兵戎相见，是避免世界大战重新爆发的关键“熔断”机制。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之所以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部分就与没有赋予大国以类似的责任与权力有关。
可惜的是盛盈优配，战后不久美英就重新用意识形态的眼镜看世界，世界因此陷入冷战漩涡。其中的转变在丘吉尔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二战期间在得知德军入侵苏联时，他曾说过：“若是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会在下院为恶魔说几句好话。”这一比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苏联及其领导人的冒犯，但反映了丘吉尔在推动苏英合作方面的高度务实态度。不幸的是，同一个丘吉尔于1946年3月在美国发表铁幕演说，以一种形象化的语言宣告了冷战的开始。
此后，西方把美苏权力矛盾渲染为“自由世界对抗极权世界”的斗争，完全抛弃了大国协调，对内建立以北约为代表的军事联盟，对外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联合国在扮演维护和平方面的角色也受到了削弱。1950年，西方国家利用苏联代表不在场的机会，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实质上授权西方国家出兵朝鲜，将半岛内部事务变成一场大国间冲突。此后，各种代理人战争在亚洲、非洲等地不断进行，若不是有核武器相互摧毁的威慑功能，人类可能已经见证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围绕战后秩序建立的史实表明，主要大国超越意识形态与对抗心态，开展负责任的协调与合作，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中国愿与各国携手捍卫国际秩序
国际社会从性质上来讲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要建立世界政府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政府间的全球治理也需要大国协调的支撑，联合国安理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前，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美国霸权的掠夺本质更加明显，我们在继续推动完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同时，建立一种包括开放、包容的大国协调机制至关重要。如果基于意识形态或是其他因素考虑仅拉拢一些大国搞“小圈子”，甚至是故意排斥某些大国搞军事同盟，效果只能适得其反。G7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一度容纳俄罗斯并升级成G8，它一度在维护欧洲安全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但随着把俄罗斯踢出去，G7完全成了大国对抗的工具，连同坚持军事对抗的北约一起，最终成了引发俄乌冲突的结构性因素。
2024年8月19日，中国第十支赴联合国南苏丹任务区维和警队队员在南苏丹首都朱巴与难民营学校学生互动。新华社记者 李亚辉 摄
作为联合国成立的发起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在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恢复以来，中国始终坚持联合国宪章精神，坚持用手中的正义一票为和平与发展发声。目前中国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兵国和第二大出资国，为捍卫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做出了切实的贡献。当前，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坚持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理念，以全球安全、发展和文明三大倡议对地缘政治与经济逆流说“不”，为艰难前行的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注入了积极动能。
但仅仅有中国的作用是不够的，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离不开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参与。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如何基于历史启示与现实条件形成一种新型大国协调精神，世界在期待，有的大国要更努力。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盛盈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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