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日清晨，北京仍带着料峭的春寒，人民大会堂内灯火通明。主席台第一排依次就座：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第三排满满当当，第二排却只摆放一把软椅港盛国际，一位身形消瘦却目光炯亮的老红军慢慢坐下——他就是。
台下不少代表偷偷侧目，会议纪律严，谁也不敢发问，但心里的惊讶挡不住。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个年头，大会主席团名单几经易稿，许多开国将领被“靠边站”。就在前一天，通知还列不出徐海东的名字，凌晨时分突然追加，“由毛主席提议”，周总理亲自点头。短短一句批示，才让他出现在这排孤单的座位上。
说起徐海东，老干部们心里踏实又心酸。踏实，因为“徐老虎”在红一军团、红四方面军打过的硬仗数不清；心酸，因为这位大将自1940年负重伤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已多年靠氧气袋维持呼吸。若不是主席一句“海东同志是大功之人”，九大现场恐怕见不到他。
回到1931年，鄂豫皖苏区硝烟弥漫，徐海东率红军独立团守金家湾，敌援队连冲十次都被打回。“跟我上！”是他常挂嘴边的话，也是战士们最熟悉的背影。到长征时，他腿上旧伤未愈，仍咬牙掩护后队突围。多年后，连医生都说他的肺部像筛子，九处弹片始终没能取出。
有意思的是港盛国际，这位“拼命三郎”私下却极重家教。儿子徐文伯回忆：每次外出必须先“请假”，回家再“销假”，晚上要向父亲汇报一天行程。有一次偷看电影回来晚了，撒了句“电车停电”，结果被父亲当场戳破，“站那儿，想想撒谎值不值！”徐海东说这话时语速很慢，却像钉子一样钉进孩子心里。
1955年授衔典礼，大连礼堂灯光璀璨，徐海东面对闪亮的大将肩章竟说：“我自1940年病倒后没有再上前线，这个级别怕是高了。”叶帅拍了拍他的肩膀回答：“是为过去，也为大别山无数牺牲的战友。”他点头接过，却把勋章锁进抽屉，很少对客人炫耀。
进入六十年代，南方疗养院里时常出现一幕：毛主席夜里乘车外出办公，司机刻意让汽车滑行一段，尽量不惊动隔壁病房的徐海东。“别吵着老徐，他睡得浅。”主席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却能听出几十年的战友情。
九大召开前夕，各种传闻四起，徐海东没有接到正式通知。空荡的住院部里，他对夫人周东屏低声道：“不该到我被忘记的份儿吧？”偏偏就是这晚，周总理紧急召集会议，直言“主席提议徐海东同志列席并进入主席团”。会场寥寥几句“同意”打破僵局，也把这位久病老将重新拉到历史现场。
接到电话时已近中午，徐海东强行坐起港盛国际，“哪怕抬我去也成。”简单洗漱，他要求剃掉半月未动的胡须，棉衣里塞进氧气袋，警卫员搀扶着上车。途中他一再催司机，“快点，再快点。”语气急，却没有一丝抱怨。
下午会议开始，主席台灯光直射，让人分外注目。第一排座无虚席，第二排只他一人，这个画面后来被摄影师定格，成为那届大会最特别的一张照片。王震见他行动艰难，主动说道：“海东兄，投票我来代劳。”徐海东点点头，声音微弱却清晰：“要按原则办。”
新的中央委员会名单公布，他再次当选。散会那晚，周总理握着他的手，轻声一句“辛苦”，没有寒暄。徐海东笑得很浅，眼里有隐约的水光，旁人却都装作没看见。
然而好运并未持续太久。同一年冬天，他被要求“疏散”到郑州休养，医疗条件有限，加之严寒，肺部感染迅速恶化。1970年2月高烧不退，3月25日凌晨，他呼吸频率忽然急剧下降，心脏也逐渐停搏。临终前仍攥着那只破旧氧气袋，仿佛战场上握枪的姿势。
遗憾的是，官方讣告极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大别山一带才重新树起他的塑像。当地老人常说：“老徐在，鬼子不敢进村；老徐走了，他的骨气还在。”短短一句话，比任何溢美之词都有分量。
回看那张九大照片，第一排灯火辉煌，第二排却只留出一个位置。对旁观者来说，这或许是一时的“悬念”；对徐海东而言，却是革命奋斗四十年后得来的一刻尊重。舞台上座位空不空，从来不是重点，关键在于坐在那里的人配不配。这，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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